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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大部分中國讀者應該對美國硅谷的那幾個面孔不陌生，甚至熟知他們的人生奮斗故事。談到Facebook，你會想到馬克·扎克伯格；談到特斯拉，你會想到伊隆·馬斯克。談到亞馬遜，你會想到杰夫·貝佐斯。
從1995年在美國初建網絡書店開始，到2004年收購卓越網進軍中國，如今凈值4300億美金的亞馬遜不僅僅是全球商品品種最多的網上零售商，還以人工智能發展、奧斯卡獲獎電影《海邊的曼徹斯特》及無柜臺免排隊超市等成為全球最前沿的互聯網企業。
相比商業上毋庸置疑的成功，貝佐斯最近給亞馬遜的股東致辭中則顯現出了他在這20年來的風格演變。隨著公司發展和貝佐斯個人能力的突顯，他在討論亞馬遜的戰略發展時使用的措辭也發生了改變。
Quartz分析了1997到2017年間貝佐斯在亞馬遜股東致辭中對“我”和“我們”的使用次數?？偟膩碚f，他比以前更多地談到了自己，而大大減少了集體話語的使用。1997年，也就是亞馬遜的上市元年，貝佐斯僅僅用了三次“我”，相比之下“我們”出現了61次。而2017年，兩者的使用首次對等：17次“我”，17次“我們”。
當然，這20年間也有過其他例外時候。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貝佐斯的“我”也用得特別多，這多少體現了他在困難時期承擔為公司導航重擔的意愿。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在2014-2016年間“我們”出現次數的激增，這主要是因為這三年里的致辭跟其它年兩三頁的慣例相比要長出一倍。這跟亞馬遜的急速擴張有關，所以貝佐斯也花了更長篇幅解釋。但無論怎么說，“我”的上升和“我們”的下降都不可避免地體現了貝佐斯的新一代“管理教主”地位。
很多人也許會把這種“我”的使用攀升迅速歸結為貝佐斯的自我膨脹，認為他在前期承擔的公司風險如今終于得以轉化為外界肯定，就趁機邀功。但組織心理學家，《先人一步：激勵你的團隊成長及實現目標》（You first: Insire Your Team to Grow Up, Get Along, and Get Stuff Done）的作者Liane Davey如是點評：實際上，這種代詞使用的轉變是值得表揚的。
在最早的1997年致辭中，貝佐斯以強調集體的語言來表明他對亞馬遜的未來滿懷信心。“我們的目標是鞏固我們在線上電商的市場地位……”“我們看到這樣的機會……”“我們會……”等等。唯有在致辭的最后一頁，他才用到了“我”：“過去一年是卓越團隊合作的成果，而我對自己是團隊中的一份子充滿自豪。”
Davey聲稱：“在企業創業初期，強調公司的團隊包容性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這能讓每位員工感覺自己對企業的命運休戚與共，上下齊力同心，并且他們自身也對團隊管理及文化有發聲權。貝佐斯的“我們”在他提及Prime、Kindle等熱門產品時都有出現，這就說明了他對團隊奉獻的肯定并不僅僅是空談。但當企業獲得巨大成功時，大眾就會開始對領導人“教主化”，就像蘋果的史蒂夫·喬布斯，和文首提到的扎克伯格和馬斯克——無論他們主觀上是否想如此。這跟美國文化有關，美國人對有獨特視野的商業天才尊崇備至，尤其是當他們相信對方能給大眾提供有益建議時。
在最近的致辭里，貝佐斯還通過對“我”的使用向讀者分享了他的心路歷程，展現了一個永葆好奇又不守成的形象。除此之外，他在自信和適當自嘲間取得了恰到好處的平衡，比如說當他不同意團隊的某個想法時，他仍然不會輕易打擊團隊的熱誠：“鑒于我們的團隊已經贏了11座艾美獎，6座金球獎和三座奧斯卡，他們還讓我發表意見我已經很開心啦！”
所以是應該多講“我們”還是“我”？這是一門藝術。一個企業的成功永遠不僅僅是個人的勝利，所以承認團隊功勞是相當重要的。但當你成為商業先驅，眾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對你的所感所想感到好奇。勇敢地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吧，但到論功行賞的時候，別忘記了你背后默默耕耘的團隊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