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復

對于絲綢之路，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我們有一些官員都存在很大誤解，他們現在還沉浸在自娛自樂當中沒有辦法解脫出來。往往不少人一看到彼得?弗蘭科潘的新書《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就認為絲綢之路非常了不得，在世界上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其實，只要認真看過彼得?弗蘭科潘的書或是聽過他的演講，就不難發現，他所提的絲綢之路其實已經超越了1877年李希霍芬對絲綢之路的定義，不再是單純的絲綢之路、香料之路、黑金之路等等，而是溝通聯系世界各地的交通、物流、人流的道路系統。

我們今天談的“一帶一路”也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有一次，我問了我們國家一位領導人，他也說了，現在的“一帶一路”講的是從新疆阿拉山口通往歐洲的絲路經濟帶，以及從福建泉州出去的海上絲綢之路。但這只是中央階段性的規劃，會隨著需要不斷地擴大變化。目前的規劃并不是全部的“一帶一路”的規劃。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絲綢之路，既代表了我們后人對前人，對歷史的理解，也代表了我們對未來的愿景。但是我們研究歷史，還是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了解歷史原始的面貌。唯有如此，我們的未來才不是簡單的重復歷史。

我們需要清楚地了解，在這個更廣義的絲綢之路的歷史中，中國人究竟起著何種作用？我們將來又將起著何種作用？

中國對絲綢之路的貢獻與利用是有限的

事實上，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之路就已存在。考古學家在一座3200年前商朝的古墓里發現了和田青玉，這說明至少3200年前已經有人通過這條路將昆侖山的玉石送到河南安陽。一條早已存在的天然通道，因為人類有意識的利用開發，才構成了我們今天所談的絲綢之路。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期望與沿途部落溝通結盟，以聯合抗擊匈奴。這個純粹基于軍事和政治目的的出使，并沒有參雜任何經濟因素在內。但客觀上導致了中國的絲綢、技術等通過這條道路流傳至更寬闊的地區，直至到達羅馬。

由此，絲綢之路為世人所識。正因為中國探索此道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發展商貿，故中國境外各地區和國家對絲綢之路的利用，遠超過中國自身對它的利用。中國對絲綢之路的了解是不自覺的，甚至輕視抵制它。

深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國自古以來就自認為“中央之國”，所以，我們很難看到中國對自身以外地域的熱情和好奇，對西域也是如此。“春風不度玉門關”，“西出陽關無故人”，這兩句唐詩就反映出古人對西域的真實觀感。精明的商人固然被商機吸引，只是中國古來輕商，民間的商貿往來是被禁止的。

可以說，自古以來，中國是沒有外貿這個概念的。另外，中國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的確是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糧食和生活資料是能自給自足，足夠維持低水平的人口生存。我們對外沒有需求。

認知和對外需求的有限，導致中國歷代的執政者只接受朝貢，而不接受通關貿易，也禁止中國對外的主動貿易。在商業發達的宋代，朝廷也只想向外商收稅，而非鼓勵民間對外的主動商貿活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所有的遠洋探索也只是基于政治目的，而非如哥倫布等一樣出于發展的需要而進行新大陸的開拓。

盡管絲綢之路早期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但一直到近代，主要是外國人利用它，而非是中國人。維持這條道路的動力也來自于外界而不是中國。因為我們無所求，我們多數時候是閉關，即使在強盛時期，我們也是“開而不放”的。

“一帶一路”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這種保守在商貿領域如此，在科技、文化等各領域也是如此。我們沒有主動去傳播，甚至去展示自己的文化。我們一些重要的發明，也是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機緣巧合地得以傳播于世，而非自己主動為之。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文化對外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小得多。

借助武力、財力和行政手段傳播文化和宗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有人提出通過“一帶一路”來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播。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如果今天還想進行文化傳播，不但達不成目的，還會引起不同文化間的摩擦沖突。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到文明是互相借鑒，而不是單一推廣我們的文化。文化交流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潤滑劑，而不是原動力。

在文化交流方面，我們應該做到如費孝通先生所提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首先，我們要尊重并發展自己的文化，此之謂各美其美。然后我們尊重、理解、欣賞他人的文化，做到美人之美。溝通和尊重，才能讓各種文化和諧共存，良性發展。

另外，將文化做成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進行傳播，在傳播途徑和形式多樣化的今天，也是一種更容易為大家接受的好方法。

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光中國有積極性不夠，還需要提升各方的積極性。只有參與各方平等溝通，相互理解，實現雙贏，我們才能在未來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