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和政策領域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要了解什么樣的環境最有利于創新，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回顧歷史。我們的研究著重于發明的黃金時代(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因為美國在這段期間成為了世界領先的工業國家。

提到黃金時代，我們一定會聯想到美國的頂尖技術先驅者，例如發明電氣照明的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發明電話的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和伊萊沙·格雷(Elisha Gray)。不過，我們的分析不僅局限于這些人。我們系統地建立了一套數據庫，其中包含了1880-1940年在聯邦普查中記錄的數百萬項專利發明和發明家信息。另外，我們還將專利數據與國家層面和各州層面的信息相匹配。根據這些數據分析，就能夠分析出當時的美國為什么如此具有創新力。

一個世紀前的技術發展環境與現在非常不同，比如在1880年，大部分創新都是發明者在公司體系以外進行的。雖然愛迪生1876年在新澤西州門洛帕克市開設了一間著名的研究實驗室，但是這種實驗室在當時相當罕見。從20世紀中葉開始，現代企業開始在專利申請方面占主導地位。到了2000年，隸屬于企業的發明家所分配到的專利占了總數的近80%。

盡管如此，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是非常可觀。美國各州的專利申請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間有著密切聯系。根據研究結果，有些州的創新較多(例如馬薩諸塞州)，它們在1900-2000年的專利數量是創新較匱乏州(例如懷俄明州)的4倍，而人均GDP則高出30%。

一些區域的創新能力非常突出。如今正在衰落的地區(如“銹帶”)在黃金時代曾是創新聚集地。研究發現，在人口密集的地區，人們可以互相交流，資本市場為創新融資的能力更強，而且發明者在這里可以接觸到各方市場，因此創新得以蓬勃發展。那些曾經實行過奴隸制州的創新能力就會差很多，而宗教也有損創新能力，只是影響程度相對較輕。在經濟和社會層面，那些更能接受顛覆性新思想的地方，往往創新能力更高，隨之帶來的是經濟增長速度快。

黃金時代的發明者絕大多數都是白人男性。他們較少結婚，兒女也比較少，原因可能是：從事技術發明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美國歷史上的發明家往往受過高等教育，他們通常是為了追求利益而進行創新，也通常都會從中獲得巨大的財務回報。創新行業的競爭非常激烈，往往只有最好的發明者得以幸存，而水平差的就會迅速退出。

發明家的家庭背景通常很獨特。一個孩子的父親如果是發明家，孩子就更有可能成為發明家;這或許是因為父親會將自己的抱負傳遞給下一代，或者這種家庭背景能夠讓孩子接觸到適宜創新的環境。父親的收入與孩子成為發明家的概率也存在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才比較可能被排除在外，無緣成為發明家(今天仍然如此)。家庭收入和創新之間的關系重點在于教育：高收入家庭更愿意投資子女的教育，而受過教育的人就更可能成為優秀的創新者。

我們的研究也探討了創新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創新是一種顛覆性力量：它有可能減少收入差距，也有可能使其延續下去。創新與不同收入指標之間有著不同程度的關系。創新活動與基尼系數(一個用來衡量收入差距程度的整體指標)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總收入份額較大的區域(如新澤西州、馬薩諸塞州、康涅狄格州)專利申請數量更多、更積極，由此可見這些地區的創新活力。

如果創新與從專利、壟斷權中獲得的物質獎勵相關聯，那么創新應該會與收入差距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如果創新允許新進入者或小型企業趕上現任龍頭企業，那么創新則會縮小收入差距。

在黃金時代使美國成為創新強國的因素，與現代技術發展進程密切相關。對于這一點，歷史非常重要，因為創新和增長主要是長期性變化。不論是一個世紀前還是現在，創造一個既有活力又具包容性的創新行業，都一樣具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