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華民教授在公開課上的精彩觀點節選——

文/ 華民

超級債務讓我們步履維艱

本輪經濟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為了救經濟而實施的新自由主義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超級債務，我們要消化這些債務，八到十年的時間都不夠，這也是經濟復蘇緩慢的原因之一。

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主導產業沒有出現。發達工業化國家只是在做再工業化，中國人在講互聯網，這些都不是推動經濟強勁復蘇的新主導產業。

經濟史學上有一個長周期理論，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產生一個新主導產業，引領世界經濟走向繁榮。主導產業的周期波動會不會引起經濟危機，就要看政府的應對政策。如果政府出臺好政策，就會把產業的周期波動變小，宏觀經濟不會發生危機。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動會加劇經濟危機、直至引發金融危機。

未來的主導產業是生命科學

未來的主導產業肯定不是互聯網，應該是生命科學產業。從工業文明的發展歷史來看，主導產業必須是最終品。互聯網不是最終品，只是工具體系。工具體系無法成為主導產業，就如工業化時代，作為工具體系的流水線無法成為主導產業一樣。

今天的中國可能存在一個巨大的戰略性錯誤，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聯網帶動經濟走向繁榮。為了依靠互聯網來推動經濟增長，就會發生資金錯配的問題，即有限的金融資源都涌入到不產生真實產品、帶來利潤的互聯網領域，然后借助互聯網把實體經濟都干掉了。互聯網本身不創造真實財富，互聯網領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謂的“羊毛出在豬身上”，這里所說的羊毛就是互聯網行業的利潤，由于他們本身不創造真實財富，所以利潤就只能來自于被鄙視為“豬”的實體經濟，結果，互聯網行業的羊毛剪得越多，作為實體經濟的“豬”就死的越多。

互聯網產業越繁榮，實體經濟越凋零。這種現象不僅與互聯網企業的盈利模式有關，也與互聯網電商將交易與支付捆綁有關。在實行第三方支付的體系下，社會閑散資金會流向銀行，銀行因此可以獲得較低成本的資金來源，從而可以較低的貸款利息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一旦互聯網電商將交易與支付捆綁在一起時，社會閑散資金就會流向電商的支付系統，銀行在喪失傳統廉價資金的來源之后，便不得不通過向電商高成本拆借資金來增加其流動性，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成本的上升。這樣做，對于實體經濟顯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過電商來提高其閑散資金的收益，但是這會被企業利潤下降引起的工資下降和就業減少所抵消，兩者對沖后的凈收益很有可能是負的。

此外，電商用這種方法來迫使銀行業改革也并非是正確的做法，電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綁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的壟斷行為，用一種壟斷去反對另外一種壟斷(銀行業競爭不充分)，未必就會誕生一個有效率的銀行或者金融體系。以“惡”治“惡”結果可能會更壞。

中國出不了天使投資人，因為我們不理解做事的意義。天使投資是美國的特產，因為美國人在做有意義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偉大的企業，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惡魔。惡魔是什么?別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資然后并表，中國大部分做投資的就是這樣。這就是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的區別，也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別。

養老必須走向產業鏈。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國人的養老模式，比如說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鄉下種花賣花。這樣他兩邊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產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產鮮花的收入。反觀今天中國人的養老就有問題。老年人的養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產性的和不可持續。從早上到公園體鍛再到晚上在廣場跳舞，既沒有存量收入，也沒有流量的財富創造和收入來源，這會導致代際貧困，等我們下一代人要養四個老人的時候，所有年輕人都將因貧困對未來失去信心。只有轉向再就業養老，社會才會進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則我們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們是全球化獲益最大的國家，千萬不能反全球化

從工業革命開始，全球化有兩次飛躍，都和中國有關。第一次是1979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九億左右的中國人加入世界國際分工，促進全球化發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商品像潮水一樣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發展。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全球化貢獻巨大，也是從全球化發展中獲益最大的國家，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三大關鍵要素商品、資本、人口的流動均下降，經濟全球化就此受阻。

經濟全球化之初，每個國家都有完整的產品包，包括研發、生產等，由此也吸收了研發、管理、技工等各類人群就業。全球化之后，隨著貿易做到了工序分工，產品包依據模塊進行了區域分拆，美國處于負責研發的端點分工，中國處在負責加工制造的端點分工。這造成了發達國家結構性失業，譬如美國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持續攀升。同時也導致了頂部增長，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長快速，90%沒有技能的勞動者收入下降，各階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中國，只是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產業鏈分工導致中國成為一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貿易會產生“冰川成本”，那就是運費。運費不會帶來產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貿易通常就會集中在世界各國的沿海地區，這就是所謂的國際貿易的經濟地理效應。由于加工貿易在沿海地區才有發展的空間，這就導致中國中西部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讓人口流動，通過人口流動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機會和收益。從這點上來講，中國目前做的遠遠還不夠。部分政策還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轉，不僅對加工貿易造成巨大的沖擊，而且還大大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用進出口商品總量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在今天這種貨幣紙幣化與金融市場“脫體”(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活動和交易)的環境下，誰會越來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運用金融資本，可以動用杠桿的人會越來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窮人就是因為不能動用金融杠桿而變得相對或者絕對貧困。

我們急需的是科學家和企業家

美國有企業家的文化。美國文化對失敗者沒有從頭再來的懲罰。美國的破產保護能確保企業家在無力繼續企業經營時，能止損退出。中國沒有破產保護，企業家經營企業失敗，就只能變成一個窮光蛋。我們叫淘汰，不叫破產保護。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體制。如果文化和體制均有缺陷，過度或者過早立法，這樣的法律極有可能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障礙。

美國有企業家，也有一流的大學。美國大學的創新能很快被企業家們進行產業化，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日本的科研實力也不俗，但缺乏企業家，兩者無法更好的結合，結果專利數雖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張廢紙”。中國的問題是科研力量相對薄弱，大量科研實驗室還在做毫無意義的研究。企業家更是稀缺。中國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依靠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我們急需科學家和企業家，為此不僅需要加強對“工科”的投入，而且還必須建立一個確保人力資本可以得到確定的技能與知識溢價的薪酬體系。資本家的富有可能僅對少數人有利，但是企業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幸運的事情。

美國擁有最發達的經濟學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經濟學幫助國家正確決策，優良的商科培養了大量優秀的企業家。這兩點對美國經濟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張好牌”，打出下一個經濟奇跡

造成目前中國經濟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體制問題，第二是發展戰略問題，第三是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我們不做外貿，轉而對外投資，這是不明智的。做外貿，我們只需要有優勢就可以把商品賣到全世界。而做對外投資，企業只有強勢到打敗天下無敵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國沒有這種企業，中國的經濟增長從微觀層面上來講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們不適合對外投資。

中國的對外投資只有兩類，收購(財務投資)和資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錢)。中國還很少具有真正意義的對外投資。

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只單純依托于互聯網、金融等不產生實際價值的產業的經濟增長絕對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現在是在賭經濟，而非發展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必須要有力挽狂瀾、撥亂反正的政策出臺。首先我們必須回歸鄧小平路線，堅持黨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線一百年不變。另外要堅定不移執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路線。三中全會給出了五張好牌：第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第二，政府要轉變職能，而不是簡單的簡政放權;第三，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都要保護;第四，取消戶籍管理，促進人口自由流動;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進交易和流轉，形成大農業。我們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確定的這五張好牌，中國又會產生一次偉大的經濟奇跡。

作者介紹：

華民教授現任中國“十三五”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商務部經貿政策咨詢專家、國家工商總局市場監督管理委員會專家委員、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復旦大學EMBA課程教授，兼任中國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等社會工作。1996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華民教授先后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學術界》、《經濟學家》等權威刊物發表愈百篇學術論文，并出版了《長江邊的中國：大上海都市圈建設與國家發展戰略》、《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挑戰與機遇》等引起很大反響的學術專著，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