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沖突的事實及根本原因

近年來，中美間貿易差額逐漸擴大，由2007年的2580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3440億美元。從目前中美雙方貿易沖突的原因來看，美方認為中國存在出口傾銷、不愿開放市場，導致貿易不平等，歐美企業受到巨大沖擊。但具體到中美貿易差額的形成，顯然中國并非主因。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于國際貿易領域，美國就已出現赤字。經濟學家特里芬就曾于1959年就提到，美國國際收支總額中的赤字問題已存在并仍在不斷增長。他進而指出布雷頓森林協議體系必然會崩潰。誠如其預判的，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壽終正寢”。其后，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理事會于1976年在牙買加通過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協議，取消了會員國之間須用黃金清算債權債務的義務并形成了多元化靈活的國際貨幣儲備制度，但美元的主導地位并未改變，且由于美元與黃金脫錨，反倒促使美國的貿易逆差愈發擴大。故將當前美國貿易差額的主要責任簡單地歸因為中國，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美國貿易逆差，特別是中美貿易逆差，實際上與如下幾個原因有關：一是在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中，在特里芬悖論下，各國為儲備美元，必然導致美國長期國際收支逆差；二是在全球化進程下，產業根據各國資源優勢在國際進行分工，這也是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理論在實踐中的體現。在美國低關稅制度下，美國大部分第二產業，特別是中低端制造產業，逐步轉移到了低人力成本國家進行生產、組裝，而所形成的最終商品又通過貿易返回到美國，加劇了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程度。同時，仍然保留在美國的高端產業商品又面臨自我設定的禁售規則而無法出口（如到中國）以緩和國際收支逆差。

由于沒有能解決以上所有因素且一勞永逸的方案，美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逆差難以改變。換句話說，當前國際貿易的爭端來源于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的本身機制。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提出，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以及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相互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議。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帶來了好處，也造成了沖突。當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治不穩定被疊加時，貿易沖突就會發生，并隨著均勢不穩定性的變化而改變。當前的中美貿易沖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如何應對當前面臨的貿易沖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得益于日益增強的出口能力。面對不穩定的外部貿易環境，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該如何應對，值得深思。

一個必需的措施是擴大內需。實際上，“我國經濟應由出口導向向內部消費轉移”這一提法由來已久，但在實施過程中，長遠的戰略往往讓位于臨時的應急機制。基于保增長、保就業的訴求，只顧眼前利益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不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這種政策事實上支撐了既有的產業和經濟模式的延續。由于這些短期做法的存在，一直困擾中國的東西部、城與鄉、國企與民企的二元結構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國家戰略規劃的實施受到影響。隨著國內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漲、人口紅利的消失，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亨廷頓所說的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不平衡在加劇。為此，全力修內政、加快改革是最佳也是必須應對項。

第一，調整當前房地產行業支柱化的現狀。需要肯定的是房地產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居民財富增加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在國內缺乏可投資資產的環境下，吸納了過量的發行貨幣，降低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對穩定金融環境有益。但隨著20多年房地產行業的快速發展，當前房價水平已經遠遠超過居民平均收入，這對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其他消費，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更為重要的負面影響是高房價嚴重壓抑了社會活力，扭曲了社會價值觀，沖擊了實體經濟。

第二，采取措施減少貧富差距。近20多年來，全球收入不平衡在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都發生了結構性改變。在此前20年中，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各收入層都得益于改革開放的碩果，但也要看到中國的收入不平衡尤其嚴重。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緩和并減少。事實上，自2008年全球央行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提升經濟以來，過量的貨幣發行已使得資產價格進一步提升。那些在2008年已經擁有大量資產的高凈值人群，其資產總量進一步順勢增長。

第三，穩定貨幣發行，防范通貨膨脹。過量的貨幣發行是一切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根源，通貨膨脹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在一個貨幣過量發行的社會里，新流入市場的貨幣會從一部分人的口袋，轉移到下一部分人的口袋里，并逐漸推移到整個社會。最先獲得新增貨幣的群體會增加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從而影響并可能抬高相應商品和服務的物價。而商品和服務的提供方通過交易得到收入后又會增加對社會商品和服務的進一步需求，對相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再次影響并可能提升。而那些在貨幣差序傳導過程中處于最外圍的群體將不得不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商品和服務，然而他們的收入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增加。正是這種差序傳導流通使得那些處于傳導序列中心的群體可以隱蔽而巧妙地從處于序列外圍群體中掠奪更多的利潤，社會財富因此被重新分配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由此可見，當貨幣發行量增速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時，不僅物價會被抬升，還會造成其他更嚴重的社會后果。顯然，通貨膨脹對擴大貧富差距產生了助推作用。

第四，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存在，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嚴重影響了我國內需消費的增長。以此次貿易戰為契機，啟動戶籍制度改革，維護城鄉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確定農民的土地財產權使其能夠像城市居民一樣進行房產交易，保證農民得到合理的財產性收益，非常重要。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在20世紀的經濟騰飛都得益于對農民權益的保護。激發農村人口購買能力，將農村人口的流動型消費轉化為定居型消費，不但可以持續增加住房消費，還可以帶動工業制成品消費和其他基礎設施消費，擴大耐用品的購買占比將會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近年來，我國的城鎮化進展迅速。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近60%。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社會經濟產業結構必然會發生調整。因此，城鎮化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途徑。但在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化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房地產化。如何加強經濟結構向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轉換是城鎮化成功的關鍵。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有助深化城鎮化進程中服務業與工業的元素，提升城鎮化的活力。

第五，打破行政壁壘，加強區域合作，降低交易費用。長期以來，國內商品物流系統建設滯后，同時各行政單位以區劃為限，設置了重重的貿易壁壘，導致跨區域企業銷售成本高昂。這也是跨區域的網購銷售在我國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國內信用體系建設滯后，跨區域資金流動不暢，信用風險溢價嚴重。因此，打破行政壁壘對企業商品流動的阻礙，加強區域間合作，建立統一的區域甚至全國市場，對于減少企業銷售成本、降低商品價格、提升資金流動性、增強資金使用效率極為有益。同時也會增強收入效應，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降低貿易成本，擴大居民實際消費能力。

第六，堅持開放的政策。擴大開放力度既是其他國家對我們的期待，同時也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當前“一帶一路”是我國重要發展戰略，其實施正源自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征。擴大開放力度符合中國的長遠發展利益。反之，一個孤立存在、嚴密保護的市場促使套利、尋租成為可能，最終導致的是失衡的生態，無益國民經濟長期健康有序發展。雖然一些國人擔心開放會對我國經濟帶來沖擊，但正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經驗表明，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市場不但不會被跨國巨頭所控制，結果可能還會相反。事實上，只要政府能夠把握好反壟斷政策，即可防范大型企業挾持行業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可能。

在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當下，要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開發國內消費市場是重要途徑。否則，多余的產能將無法得到有效疏通，企業將不得不面臨關閉或遷移海外的局面。不僅如此，一旦這些產能外遷，將成為永久性的企業行為，難以逆轉再返回。特別是流失的產能可能會破壞我國產業鏈的完整性，對經濟發展產生長期負面效果。當前美國制造業面臨的困境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因此，通過保持國家長期戰略的定力，全力修內政、加快改革，是應對中美貿易紛爭的最佳應對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