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央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目前看來，達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應該是個大概率事件。我們這個研究更加關注“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中國能否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聯合課題組由來自中美兩國的多位學者共同參與，從十五個不同方面展開研究，所有的分析綜合在一起共同回答三個問題：即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成功的原因、未來三十年的新挑戰、以及應對挑戰的政策建議。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介紹并不一定代表課題組每位成員的觀點，因為我們并非對每一個問題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時候我們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因此，對于報告成果的標準呈現應該以即將出版的書為準。

如何理解過去40年的成功

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增長很成功。經濟歷史學家麥德森根據研究數據推算，中國曾經在世界經濟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但在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以后則顯著落后，歐美國家經濟快速上升，中國占全球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到1970年代末跌入低谷。

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強勢反彈，實際上是通過改革開放重返了世界經濟舞臺。成功的原因大概可歸納為以下幾條：

第一，市場化改革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姚洋教授的研究表明，在1996年-2015年間，總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40%左右。效率提高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這主要應歸功于改革政策。

第二，全球化發展使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無論貿易還是投資，中國的開放程度都很高，這意味著國際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三，人口紅利。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撫養比——即勞動人口所支持的撫養人口數量不斷下降，意味著總體勞動生產率在不斷提高。

第四，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第五，宏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

第六，改革之前三十年打下的經濟基礎。中國經濟奇跡是在40年間創造的，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進行了計劃經濟試驗，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效果不好，但客觀上也為中國后期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礎。比如說基礎設施建設、完整的城市工業化框架建立，文盲率大幅下降，以及統一的國內市場，等等，這些都對改革開放之后創造經濟“奇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討論，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我們都知道，經濟改革可能是中國經濟成功的最主要推動力量。但是，在經過40年的改革之后，中國的這一套經濟政策體系與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仍然存在不少的差異，如國企占比明顯偏高，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相對較多，服務業的開放度也相對較低，等等。經濟學經常把市場看作“看不見的手”，把政府干預看作“看得見的手”。顯然和其他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這只“看得見的手”有點過于活躍。這些有別于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經常招致國際社會的批評，有時指責為“國家資本主義”。目前我們遭遇的貿易摩擦和沖突，多少也和這些政策有關。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市場化改革40年，雖然在很多方面還沒有達到典型的市場經濟的標準，但客觀地說，經濟增長成績相當不錯。

這又該如何理解？課題組認為可以簡單總結三條解釋。

第一，我們一開始實行的改革采取的是雙軌制的改革策略，就是俗話說的：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改革開放早期之所以存在政策干預，其實是為了支持雙軌制改革，為了保障平穩過渡。

第二，有不少政策干預在客觀上并沒有明顯妨礙經濟高速增長和金融基本平衡，有些政策干預甚至還發揮了正面作用。因為市場有時候也會失靈，金融行業尤其如此。假如市場的自我糾錯機制不夠健全，適度而且科學的政府干預有可能對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是有幫助的?；谖覀儗^去金融政策的分析，發現在相當長時期內，抑制性金融政策的正面貢獻超過負面成本。

第三，中國還是一個轉型國家，有一些政策干預需要在持續轉型和進一步改革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但我們應該形成的一個共識，是中國經濟改革四十年的成功，根本原因是“放”，而不是“管”，雖然我們的“放”也不是“一放了之”。因此，我們在審視、決策以及分析經濟政策時，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意識形態化，也不能教條主義，這是中國“摸著石頭過河”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對下一步的改革依然非常重要。

如何看待未來30年的挑戰

未來30年，中國將面對的一些跟過去很不一樣的問題，特別突出的有三個大的新挑戰。

第一，低成本優勢喪失。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約為230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客觀上也構成了低成本優勢。到2007年，中國人均GDP大幅度提高，達到2600美元，但這一數字仍處于世界的中低收入水平。到2018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步入世界中高收入的行列，低成本優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大家都感覺經濟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好像已進入漫長而痛苦的調整過程。但實際上核心問題是新舊動能轉換。悲觀還是樂觀，取決于你身在新舊經濟的哪一趟列車上，坐在新經濟列車上的人也許不那么悲觀，但坐在老經濟列車上的人這一次可能熬不過去。這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第二，人口快速老齡化。中國過去確實享有人口紅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撫養比不斷下降，最低點出現在2010年前后，大概是三分之一。根據雷曉燕教授的研究，到2049年撫養比可能會升到三分之二，意味著每三個勞動人口需要養活兩個老人或小孩。這將給經濟發展帶來很多新的挑戰，包括消費、勞動力供給、儲蓄和社會保障體系。這個問題在日本也發生了，但跟日本相比，我們的老齡化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所謂的“未富先老”。

第三，全球化政策的反轉。自二戰以來，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實際關稅征收率即總關稅和總進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然而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三年來，實際關稅稅率又回到二戰前的水平，意味著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正在快速降低。不少國家對貿易開放政策都提出了一些疑慮，這起碼對未來經濟發展構成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要獲益者之一，如果未來全球金融、國際經濟體系變得不那么開放，我們會遭遇新的壓力和挑戰。

當然，挑戰遠遠不止以上三個。其中一個是環境與碳排放壓力，徐晉濤教授團隊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后，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快速提升，偏離了原來的趨勢。有一種解釋說因為中國2001年加入WTO，變成世界工廠。當然，與此同時也變成了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中心。未來中國如何應對這個問題，不僅事關中國自身未來的經濟增長，還可能影響全球氣候變化和全球經濟環境。

積極作為，努力化解老齡化的挑戰

養老金缺口

老齡化挑戰中最難應對的是養老金缺口。中國的撫養比從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意味著將有越來越多的老人，而且未來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老年人口、老老年人口在中國社會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這需要很多的養老金，缺口非常大。林雙林教授團隊做了很多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緩解養老金缺口的政策建議，包括增加劃撥國有資產、延遲退休年齡等。這其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既然未來要養活的人口越來越多，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的“宏觀稅負”會逐漸提高。

機器替代人

老齡化意味著勞動供給會減弱，不過根據周廣肅教授和褚高斯博士的研究，2018年-2049年間，我國勞動年齡的人口數量將減少1.7-2.6億，但是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有可能替代2.0-3.3億的勞動人口。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也許人工智能可以讓我們化解勞動人口供給減少的問題。當然，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會帶來新問題，機器對人的替代難免有很大的行業和職業差異。比較容易被替代的職業是農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等，比較難替代的是教育、科研、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

城市化推動消費

人口老齡化將令總消費需求變弱。這個問題大概很難避免，年紀大了消費會相對少，日本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也會。但我們還有一個巨大的機會，根據王敏教授團隊的研究，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大概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兩到三倍，如果我們能把一部分農民變成城市居民，整體消費水平還可以大幅提高。如果我們真用30年時間，把城市化從今天的56%推進到2049年的80%，總消費可以保持穩健增長，從而幾乎完全抵消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

深化改革，創新發展才能應對挑戰

創新是持續增長的關鍵

如果將未來的挑戰做一個歸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創新，歸根到底，能否持續發展，就看能不能創新、產業升級。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曾經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但這個現象確實有一些事實依據：1960年，全世界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50年后，88個經濟體仍然是中等收入經濟體，大部分國家很難提升并邁過這道坎。原因是什么？就是創新能力，特別是當低成本優勢喪失后能不能創新。中國也一樣，下一步能不能持續增長，取決于能不能創新。根據鄭世林研究員團隊的研究，在全球創新排名中，中國在快速追趕，只是創新能力的趕超很不平衡。在一些總量指標上我們趕超速度非常快，但很多創新仍然是處于低端和應用層面，基礎研究創新比較少。但這也反映了我們今天仍是中等收入國家的現實，不能盲目地想象我們有全方位趕超美國和歐洲的科研能力。我們需要做的是在今天的科研水平的基礎上持續往前趕。

調整產業政策

創新一定伴隨著產業升級的故事。林毅夫教授帶領一支新結構經濟學團隊專注研究這個問題。王勇教授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盡管過去許多產業政策做得不好，但產業政策仍是必需的，一個國家要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只是產業政策本身需要改革。在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中，產業政策是爭議焦點之一，主要是中國是否通過侵犯別國的知識產權、政府補貼，以及通過貿易保護等不公平手段獲得國際競爭優勢。

制定與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首先必須消除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體系中的一些扭曲，這很容易被認為是在用國家的力量支持特定的企業或經濟組織。

其次要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保持知識產權，增加研發投入。王勇教授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工具，比如退稅的方法可能比補貼更有效，過去產業政策過度強調國產化率，但國產化率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很容易被理解成保護主義的手段。重點應該放在形成新的技術優勢而非強調國產化率。當然，也要花大力氣改善基礎設施、消除政策性障礙。

最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管采取什么產業政策，都應該考慮對世界市場的溢出效應。如果我們支持的一些產業，很快形成了過剩產能，就會影響世界市場，因為在很多國際市場我們都是最大的參與者。

民營企業代表未來

中國經濟未來要靠創新，誰是創新主力？根據張曉波教授和魏尚進教授的研究，從國內知識產權的貢獻比例看，最重要的來自民營企業，占70%，國有企業僅貢獻5%，外資企業貢獻25%。結論很清楚，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增長，就看能不能持續創新，而創新的關鍵要看我們能不能很好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因此，說民營企業代表中國經濟的未來，一點也不過份。但可惜的是，目前的一系列政策環境對民營企業不是很友好，沒有享受到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

金融要支持創新型企業

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大家普遍擔心中國的企業杠桿率太高，實際上企業的杠桿率出現了分化，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非常高，但民營企業的杠桿率卻直線下降。當然，這并不完全是由政策本身導致的，在經濟不確定性上升、增長速度下行、風險增加之時，民營企業家適度去杠桿是理性、正常的反應。

但如果現在強制地去杠桿，可能會導致資金流向進一步分化。民營企業家抱怨融資難、融資貴，過去七八年就沒停過，去年最為嚴重，這與去杠桿的節奏把握不當有關。因此，我們需要反思，這樣一個生機勃勃、代表中國經濟未來的企業群體，為什么沒有獲得好的金融服務？這種現象如果一直不能改變，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

但金融創新已經出現。民營企業之所以融資難，原因在于傳統的金融機構在給企業貸款的時候一般看三個方面的指標：歷史數據、固定資產和政府擔保。民營企業在這三方面基本是“三無企業”，所以銀行無法為它們做風控，也就不能為它們提供融資。已經看到的比較成功的風控創新可以歸納為“線下軟信息、線上大數據“。浙江臺州有三家民營銀行，利用線下充分了解企業家，據此支持風控與信貸，效果非常好。線上主要是新型網絡銀行，包括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等，規模不大，員工一到兩千人，每年利用大數據和及其學習做風控，發放約一千萬筆的個人或小微企業貸款。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與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學家一起做了一個聯合研究，比較大數據風控模型和傳統銀行風控模型哪個更可靠。目前的結論是：對小微企業而言，大數據風控模型更為可靠。其實傳統的商業銀行也完全可以借鑒這樣的風控模型。

國企改革亟需新突破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很多不同，其中又以融資環境差異最為顯著。我們會經常聽到對大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抱怨，認為它們嫌貧愛富，就喜歡把錢貸給國企，不給中小民企。但后來發現從國際市場引入的國際評級機構，同樣偏好國有企業。原因很簡單，國企風險比較低，受保護的可能性比較高。這說明現有的資金配置模式的病根并不在金融機構，而是在更深層次的對國企的保護，國企和民企的政策環境不同。因此，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之道在于實現競爭中性、公平競爭。

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確實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功掩過，國企在創新方面明顯存在動力和效率的不足。如何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事關經濟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李立行教授根據他的研究提出三條建議：第一，需要對國企做一個大的評估，明確哪些方面需要國企，哪些方面不需要。簡單說，如果民營企業能做得很好，國企就不必再費心費力，可以考慮退出。第二，盡量為國企、民企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起點可以是讓它們享受平等的資金成本，并對它們的投資回報提出同樣的要求。當然這都是做了風險調整以后的資金成本和投資回報。第三，進一步優化國企的資本管理和監督。

中等收入大國經濟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確實確實面臨一些比較尷尬的問題。

第一，中國剛剛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但在總量上早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市場與各國經濟有巨大的溢出效應。通俗地說，中國在世界市場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中國當然有發展的權利，但確實需要認識到，中國地一舉一動已經會對別國帶來重大影響。這其實也是國際社會近年來高度關注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度與發達的市場經濟體還存在較大差異。這部分地是由發展水平決定的，另外，中外對“政策對等”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我們傾向于把“政策對等”理解為邊際對等、相對對等，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在減少貿易與投資壁壘，就是對等的政策。但現在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強調絕對對等，這對我們的改革政策造成較大壓力。

第三，開放的世界貿易與投資環境對中國經濟增長依然至關重要。但近期出現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與政策，而且這些思潮對中國經濟政策有不少批評。有些批評非常不合理，但也有一批評是合理的。因為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尤其是政策開放度，與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確實還有較大距離。我們作為發展中大國，既要堅持強調發展權，也要重視大國責任。例如在碳排放和貿易保護等方面，可能就不宜過多強調發展權，而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并以此加快國內改革開放的步伐，也有利于自身綠色、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因此，在對外經濟政策方面，需要智慧地處理改革開放與國內穩定之間地關系。余淼杰教授提出以獨立自主地立場構建全面開放地新格局的建議，關鍵還是要意識到，改革開放是中國自身的最大利益所在。

聯合課題組的預測和政策建議

王勛研究員根據大家的分析，構建了一個量化模型，預測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軌跡?；窘Y論是：

第一，中國大概在2025年前后會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

第二，203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總規模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第三，到2049年時，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放緩至2.7%-4.2%，那時人均GDP已經變成美國的三分之二，應該可以實現第二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增速在2.7%到4.2%之間，這個數字今天看起來覺得比較低，但這已經是一個相對樂觀的情景，因為到那時候我們已經是很發達的經濟體，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總量就是美國的兩倍還多。

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相對比較樂觀的情景，聯合課題組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這里歸納提煉出比較核心的八條建議：

第一，終結“雙軌制”的改革策略，盡快減少甚至消除政策扭曲，真正實現 “競爭中性”，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第二，主動積極地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取消生育限制，建設良好、充裕的老年與幼兒護理設施，加強對婦女的職業保護，鼓勵生育。

第三，保護知識產權、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改善諸如補貼與國產化率等產業政策工具，建設基礎設施，消除政策障礙，支持創新與產業升級，并充分重視對國際市場的溢出效應。

第四，公共財政的重點應從支持經濟穩定轉向提高經濟效率與改善收入分配。通過增加劃撥國有資產、推遲退休年齡等措施平衡養老賬戶的總收入和總支出，縮小不同人群養老金的差別。

第五，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大力推進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傳統金融機構的改革，改革監管體系，平衡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

第六，徹底打破城鄉長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戶口制度，改革農村土地的產權安排，支持農民工市民化，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第七，采取市場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征收污染稅與實行碳排放交易，讓中國經濟走上綠色與低碳排放的發展軌道，提高生產與生活的質量。

第八，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開放政策，明確進一步開放的承諾與時間表，構建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在與國際經貿體制互動過程中，靈活處理發展中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問題。

北大國發院EMBA 簡介

依國家智庫、鑄商界領袖，北大國發院EMBA辦學20年，在林毅夫、周其仁、姚洋、陳春花等極具時代責任感的學者帶領下，立足全球視野、扎根中國現實，旨在培養“站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商業環境變化高度看待問題”的有實踐真知、有文化品位、負責任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