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日報報道，每年的中山大學學位授予儀式上，夏書章都是執禮教授，他雙手擎著重達5公斤的權杖，率主禮教授隊伍入場，這場景早已為中大人所津津樂道，成為畢業典禮上的動人一幕。

1979年，夏書章聽到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給《人民日報》寫稿，呼吁“要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并很快得到學界的響應。1985年，他編寫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學》教科書，同年，《中國行政管理》雜志創刊。1988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成立。1999年，夏書章又倡導在國內引入MPA（公共管理碩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試點，后來第一批試點MPA專業學位的全國重點院校增加到了24所。

1919年出生的夏書章教授今年已是98歲高齡，他被譽為“中國MPA之父”，從1947年秋到中大任教，至今已近70年，見證了中山大學發展的風雨歷程。夏書章自稱“90后”，耗時兩年于去年出版新書《論實干興邦》。最近，他寫的文章《我了解的中大》在網上引發許多人的共鳴。記者日前專訪了夏書章教授，請他講述自己了解的中山大學以及中山大學70年的發展點滴。

原定留學芝加哥，卻被哈佛“搶走”

1947年春，中山大學到南京招聘老師，夏書章應聘到中大任教，是雙向選擇的結果。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夏書章說：“至今快70年了，記得在到校之初，年長的王星拱校長在百忙中光臨宿舍同我見面，使我很感謝和不安。”

夏書章大學畢業后，原定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行政學學位。他在波士頓上岸后訪問了哈佛大學，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學的入學證件后，哈佛大學也有意錄取他，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學研究院求學。1946年，夏書章的畢業論文《中國戰時地方政府》通過答辯，“據說（我）是最早在國外獲得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夏書章說。

“中大對我很有吸引力，中大的基本情況也早有所聞。”夏書章說。辛亥革命后，為培養新型人才，孫中山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和國立廣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在北伐過程中，兩校進步師生起了積極作用。廣州的中大曾被定為“第一中大”，北伐軍所到大城市則相繼出現了第二、第三、第四中大。后僅保留廣州中大，其余學?；謴驮ＬK聯也曾創辦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學，培養革命干部。在20世紀30年代，中大也是當時全國首批三所有研究院的大學之一，可見受重視程度。

國立廣東大學成立后，文科、理科、附中、附小、校本部在文明路，法科在法政路，農科在廣州市東門外鷗村及石馬崗（今區莊），醫科在東山百子路（今中山一、中山二路）。孫中山認為，學院散在各處，管理上十分不方便，而且校舍毗鄰市區，車馬喧嘩，也不適宜求學，便命鄒魯擇定廣州市東郊石牌為新校址。

1932年2月，鄒魯第二次執掌國立中山大學，便開始擬定計劃，籌備建設中山大學石牌永久校址。鄒魯將石牌新校的建設規模與標準定位在“不但求之中國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國中亦不落后”。第一期工程1933年3月開始建設，1934年9月竣工。

院系調整后差點與中大“分手”

夏書章到中大任教時，全國已經掀起反內戰、反饑餓運動的高潮，中大師生在廣州是主力。為營救被反動派拘捕的進步師生，在校師生向反動派提出嚴正抗議。“當時，南京的‘教育部’遷至廣州并在中大舊校區掛牌，我們就在‘教育部’的門前舉行‘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夏書章回憶說，這既是一種諷刺，也是事出有因，“某日校部補發工資，住舊校區者須乘車去領，但因獲悉補發工資數還不夠車費而作罷。”當時國民黨政府曾想將中大遷往海南，但由于師生堅決護校沒有遷成。

當時，學校在結束抗戰遷校的顛沛流離后剛回到廣州不久，學校的生活設施還未完善。夏書章住在文明路老校區的教師宿舍，需坐車30~40分鐘到石牌校園上課。當時職員在石牌住的比較多，上課的老師在老校區比較多。“我主要講授三門課，分別是行政學、市政學和行政法，這是三門應用學科，要不時帶學生參觀訪問。”夏書章說。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人民政府組成接管委員會接管中大，又成立協助接管委員會協助工作，夏書章是協助接管委員會的一員，主要任務是組織所在學院的學習。新校長許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此前曾當過中大校長，之后曾任廣東省副省長。曾任文化部領導的馮乃超同志成為校黨委書記。

1952年起，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遷入原燕京大學，南京大學遷入原金陵大學，中山大學遷入原嶺南大學，原因是這三所大學經過院系調整，許多學院和學科分出去，只剩下少數文、理學科。如中大僅剩幾個系，不足千人。“我原在法學院政治學系教行政學、市政學和行政法三門課程。院系調整前，行政學改為行政組織與管理，行政法改為政策法令，市政學未改。但新開設的全校公共課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等教學工作我也參加了，還成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委員會。因此，調整時我被留下。不然的話，我很可能會調到武漢大學。”夏書章說。

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要靠努力不能自封

中美關系正?；螅婪娇茖W家代表團訪華的第一站是中大，并由中大派人陪同訪問京滬等地。當時美方代表團就在香港，中美關系正?；嫉牡诙炀蛠淼綇V州。代表團在交流結束后，也是從廣州離開。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學校長李嘉人為團長、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黃煥秋為副團長、夏書章為秘書長的中山大學學術代表團一行9人赴美國回訪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等高校，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個赴美訪問的高校學術代表團。中大學術代表團訪美成為重大新聞。西方知道中國有個“孫逸仙大學”，其實就是中大。哈佛大學當時曾提出要與中大的醫學院進行學科交流，“但在院系調整時醫學院已經分出去了啊，當時我們就感到，醫學學科對中大發展的重要性。”夏書章感慨地說。

當時，誰曾料到中大會有今天三校區、五校園的發展格局。夏書章認為，一所大學是否進入國內高校的“第一方陣”，是否能成為世界一流院校，都不是自封的，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夏書章說：“我堅信實干興邦，也堅信實干興校。中大應有的歷史地位自有公論，或者叫水到渠成。”

98歲的夏書章心態一點都不“老”，他說：“常有人嘆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我特別欣賞我國著名散文家、詩人朱自清的名句‘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我們應當以愉悅的心情去欣賞夕陽的美景。過去舊社會有種說法是‘江湖越老越寒心’，我現在覺得老人是越老越開心，越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