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長江商學院副院長鄭渝生教授出現在上海四季酒店的講壇，向社會各界青年闡述了MBA教育對于中國發展的重大意義。

　年輕時，鄭渝生教授也曾懷有科學的夢想。然而，文革的風暴無情地干擾了他在復旦的學業，隨后的青春在歲月流逝中蹉跎。當科學的春天再度來臨的時候，鄭渝生教授已過而立之年。但他抓住了人生的機遇，成為文革后中國第一批研究生。

　1982年鄭渝生教授負笈留美，前往常青藤學府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在當時為數不多的留學生當中，鄭教授屬于絕對的另類。“幾乎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攻讀理工。而我由統計轉讀管理可謂真正的pioneer（先驅）”，鄭教授說。當時他的導師也頗為迷惑：這位來自計劃經濟國度的東方人為何要學習資本主義的管理學？一旦回國，所學的專業很可能變得毫無價值。

　也許是隱約地感覺到中國即將發生的巨變，加上某種因緣使得鄭教授最終定格于沃頓。在哥大獲得博士學位后，鄭渝生教授被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招至麾下。沃頓是現代管理學的發源地，更是管理學研究的重鎮，長期以來執學界之牛耳。鄭渝生教授在沃頓從事運營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鄭渝生教授的多篇論文在運營和供應鏈管理學界影響深遠。他曾同時擔任國際知名管理學刊《ManagementSci-ence管理科學》和《OperationsResearch運營研究》副主編十余年。

　中國奇跡下的“盛世危言”

　鄭教授坦言當初投身管理學研究是因為預感到中國即將發生巨變，但是今天看來，變化比當初預想的還要深刻許多。

　作為一個飽受物質短缺之苦的大國，中國在上世紀末逐步掙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開始邁入市場經濟。進入21世紀，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改革之初的數倍，但仍然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

　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一次次地打破專家的預測，人們甚至已經不再愿意武斷的猜想中國的潛力。“中國有13億渴望改變命運的國民、睿智務實的領袖、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廣闊的國內市場，這些都是支撐經濟起飛的良好條件”，鄭教授說。

　“然而，那些忙于開疆擴土的CEO們卻并不這樣看待現狀”，鄭教授援引麥肯錫公司的數據展現了企業家們的普遍焦慮：“中國在未來10年需要75000名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級管理人才，但是可以預見的供給，只有不到5000名”。

　當前，優秀管理人才的短缺在跨國公司普遍存在，遑論飛速發展的民營企業。人才匱乏已經成為制約中國企業發展的最大瓶頸。與此同時，每年有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為獲得一份工作而四處奔忙。而其中大多是潛力無窮的青年。以上兩種極端現象在中國顯得頗為突兀，令決策者們感到十分頭痛。

　如何化就業負擔為充沛的人力資源供給？鄭教授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挑戰。

　MBA，未來領袖的職業加速器

　鄭教授在演講中指出，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增長同樣面臨人才短缺的現象。為此，沃頓首先設立了工商管理專業，而率先將其升格為研究生教育的則是哈佛。

　MBA教育旨在讓那些具有管理潛質的青年受到系統的培訓，在被“催熟”后早日走上領導崗位。雖然MBA一開始只是定位于培訓，卻立即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二戰后美國經濟的再次勃興將MBA教育推向了另外一個高峰。如今，美國的各大名校幾乎都設有MBA項目。1800個MBA項目每年可以培養畢業生逾10萬人。美國的公司經理幾乎人人接受過MBA教育。

　MBA之所以能夠被美國社會所接納并擴張至歐洲絕非偶然。MBA教育強調學以致用、與時俱進、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了現代工商業對于人才的需求。

　反觀中國，鄭教授認為，我們的MBA教育才剛剛起步。無論從規模、質量和社會認可度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為李嘉誠基金會捐贈的非贏利、獨立性教育機構，長江承擔著培養未來商業領袖的歷史使命。

　近來，有其他商學院將長江視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對此鄭教授談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沃頓執教20年，從來沒有聽說會將哈佛視為競爭對手，盡管許多申請者在兩校之間會選擇后者。美國好的MBA項目很多，在社會上影響力很大。工作后讀一個MBA對于美國人是常識性的舉動。而在中國則不然，MBA在社會上的是鳳毛麟角。由于MBA的聲音太弱，弱到了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中歐、長江，弱到了大家都不了解MBA的真實價值，招生才會出現所謂的競爭現象”，鄭教授如是說。[FS:PAGE]

　對于MBA在中國的未來，鄭教授認為大家應該拋棄門戶之見，共同把MBA事業做好。如果中國有100所長江和中歐這樣優秀的商學院，MBA在社會上就有了相當的影響力，我們的招生反而就會變得輕松。因此，當務之急是同仁攜手，一起努力將MBA教育的口碑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