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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人們通常認為，商業研究與實踐是脫節的，研究人員對自己宣稱的研究領域有欠了解。其結果是，大量出版物閱讀者寥寥，影響力甚微。

市場營銷方面的研究往往固定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心理學理論，對戰略功能的研究主要是作為一種分析形式，諸如此類。

此外，許多商業研究關注的都是組織的頂層，而非深入研究有效行動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我們擁有大量關于治理、結構和戰略方面的出版物。盡管咨詢公司喜愛這些刊物，但它們是否帶來了組織績效的改善，則仍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

反思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很重要。許多商業研究人員可能有一種自卑情結，因此他們迫切想表現出學術能力。對方法論和智力表現的過分關注可能由此產生，從而內容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研究還會受到學術生涯管理及許多學校對研究生產率擔憂的影響。研究生產率是以文章數量來衡量的，而非知識的發展。

以英國為例。在商學院建立前，英國有盛產商業研究的傳統。英國阿斯頓大學（Aston）、愛丁堡大學(Edinburgh)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的團隊，為我們現在對組織設計的理解奠定了基礎。塔維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汲取了社會科學理念，將洞察力拓展到社會技術體系。另外還有其他早期的領軍者。但如此激動人心的開端往往很難進一步發展，至少在建立獨立的商學院方面。

看一下被認為是最好商學院之一的倫敦商學院(LSE)。盡管在研究評估及接受上百萬英鎊國家研究資金方面，倫敦商學院的排名很高，但它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地位仍是模棱兩可。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問認識的人，他們認為哪些創意與倫敦商學院有關。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說出一個。

我在倫敦商學院的一次討論，也許可以讓我們對此有更深刻的認識。在一次訪問中，我遇到的4個人都談到了他們最新發表的研究論文，卻沒有提及內容。像其它領先的獨立商學院一樣，倫敦商學院或許擁有的是一種“得分”文化，而不是一種創意文化。

北歐的許多大學彌漫著一種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哥本哈根大學(Copenhagen)，但也包括哥特堡大學（Gothenburg）、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和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盡管它們的國際研究排名不是很靠前，但它們都展示出了思想的活躍，以及一種與商業團體適度大量互動的模式，而后者是許多更令人敬畏的機構所不具備的。鑒于北歐出產了諾基亞(Nokia)、宜家(Ikea)、Scandia和愛立信(Ericsson)等公司，了解院校和企業如何作為知識型社會的一部分而共同運作的，這很重要。雖然其它學校應該復制這些優點，但也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在北歐大學尋求與自身實力更相稱的排名時，它們會效仿其他學校。

對此能做些什么呢？改變并不容易。

在牛津大學(Oxford)薩伊德商學院(Sad Business School)，我努力將學校的學術核心包圍在應用研究中心之中。應用研究中心可以將學術核心轉化為實踐，同時將來自時間的創意引入學術核心。但那些學者不喜歡這種干涉，我懷疑它是否能持續下去。

責任編輯：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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